余远环__准中产的另类坚持
金微
矛盾与彷徨
“八年前，当我从一家大型企业屁股一拍辞职走人的时候，就注定了坎坷的十年，那时候走得真潇洒，简单得什么也不去想。”还是在2001年，余远环就写过这段话，那时他内心最大的渴望就是拥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房子，“哪怕再小也好。”他认为房子在城市如同人的衣服，有时也可以护卫着人的自尊。2007年，当他花了十年的积蓄贷款买到房子后，又无时不担心着自己的收入。
从93年到现在，从国企员工到私企工人到报社主编，再加上不定期的失业，余远环的身份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发生着巨大的改变，而他的生活也伴随着他身份的变化而变化。这期间，他有过彷徨和等待，有过期盼和忧虑，如果我们放在一段时代背景里看他的人生轨迹，就会发现时代变迁在他的人生道路上投下的种种印记，特别是他的性格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使他的人生之路显得更加变幻无常。
余远环的生活可以说是经历从体制内到体制外再到另一种“体制内”，从乡村到城市的过程，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人生旅程，而是一个准中产阶级成长之路，余远环代表了一个听从内心、渴望自由、颠覆主流的中产群体，因为社会的发展和日益宽容，中国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中产群体。
给余远环贴上一个中产的身份也许还有待商榷，所以记者用了个准中产阶级。在广州闹市区，他有自己的房子，有一份年薪不菲的工资，尽管中产这个概念仍然模糊，以余远环的生活条件来看，他应该算是到达了中产的程度。因为在中国，“中产”代表的是高收入和有品质的生活，是无数人为之奋斗的梦想。但从余远环的经历来看，他肯定又不是“中产”的标准形象。《新周刊》说，“大凡中产者，必然与平庸、循规蹈矩……无聊、缺少个性、压抑等评价密不可分。”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在他的著名论述《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里，也用“思想保守、生活机械单调、缺乏革命激情”来描述这个群体。按照这个定义，余远环显然是中产里的另类，他在体制内领工资而又坚持自己的思想不被体制所束缚，而且至今未被束缚。他常说环境影响人的思想，环境更影响人的生活与命运。但他的人生其实不然。
失业与等待
余远环的人生经历经常伴随着失业，在2007年快到年底的时候，37岁的余远环又失业了，这对他来说似乎已是家常便饭。从大学毕业到现在，他已经有很多这样的经历，从国营企业辞职出来，他先后在私企、媒体等单位就职。对于体制内外的工作，他曾和本刊记者有过争论，除了在私企的两个月，他认为自己一直在体制内，而只有失业才算脱离了体制。
去年在失业待岗的日子里，他的生活仿佛又回到从前：读书、写文章，就像他之前工作之余一样。如果放低点标准，余远环算得上是一位作家，他出版过个人随笔集《冷落文字》、《一个人的常识》等书。不过，在广州，这座南方最奢华的城市，生活才是第一位的。经济上的困顿让他感到狼狈不堪，他感叹：“事业失败了，经济紧张了，生活困顿了,太太也没法理解”，再加上每月3千元的供房款让他有些疲惫不堪。
中国讲究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但是余远环却一直保持着他年轻的激情和年轻人的冲动，他听从内心的，但他内心的冲动又为自己的生活带来种种不便和困难。在愤然辞去上份工作后，他在自己的博客里写着：“还能冲动，表示你还对生活有激情，总是冲动，表示你还不懂生活。”生活就是这样矛盾着，时间长了才能看出来，从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到现在，对于生活和工作他总是矛盾着，特别是在不同单位不同的体制工作，他总有着不同的忧虑和冲动，而这种矛盾也并不只是他一个人。
体制内到体制外
1991年，大学毕业后的余远环在广东一家国营企业上班，拿着500元的工资，单身生活不拮据但也算不上宽松，而在那个年代的人看来，这份国企的工作至少稳定，“毕竟这个国企有2万多人，”余远环说，“但国企的工作单调而又乏味，我在二级单位的团委工作，哪会有什么实际的活。”
大部分业余时间，当他的同僚温情脉脉周旋在交际场时，余远环却躲在自己的宿舍里读书和写作。1993年，中国正经历着改革开放后的“下海经商潮”，越来越多的人脱离传统行业，选择下海。在经商潮正涌动中国，国企的一些员工也在萌动着自己经商的计划。而余远环说自己倒并没有经商的想法，经商至少要有钱，没有钱的他只能老实待着或者因现实所迫另走一条寻梦之路。
当外面的世界开始变得越来越精彩时，余远环想着是否应该离开了。特别是乏味的工作让他常常感到苦闷，“工资低、而且我太了解了那个单位，但离开对自己又没有信心，总之那时是特别的苦闷”，犹豫之后，余远环最终选择了辞职。在书里他回忆道：“当我站在城市穿梭的人群中，才一面的惘然，偌大的城市，竟没有可以让我渐时容身的地方，我突然觉得潇洒辞职背后的我，连蜗牛都不如，至少它不愁住的地方。”
最终，一个同学收留了他，在同学的宿舍打地铺，余远环开始了他那个时代的寻梦之旅。不久之后，他到一家私营企业工作，“月薪700左右，纯粹只是为了生活。”这份工作同样短暂，只有2个月，同样是他主动选择了辞职。在漂泊的日子里，曾有同学对他说“如果当初你不离开那单位，现在至少有了房子”，这让他有些感慨，因为那时寄人篱下，时时面临流落街头的尴尬境地。往后的几年，他卖过报纸，做过记者，后来他在广东一家政府主办的报纸做编辑，那是他至今做得时间最长的一份工作：8年。因为稳定，因为有大把的时间读自己喜欢的书。
从体制外又跳回到体制内的单位，但余远环始终没有端起过一个铁饭碗。他说“在那家报社工作期间也可以转成政府的事业编制，可我自己不愿意上领导的门。”那8年他的生活很清贫，但是他也经常庆幸自己没有迷失方向，“我坚信自己在艰难的跋涉与奋斗中，一定可以寻找生命的无土培植。”在那家报社工作期间，余远环不断地投稿，发表了近千篇文章，也就有了后来他的随笔集。也许正是因为喜欢舞文弄墨，他从此和媒体打上了交道。
生活的脆弱
90年代末到现在，余远环的工作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媒体圈。从90年代末起，中国的媒体也在经历着市场化的改革，自负盈亏的媒体打破铁饭碗机制，员工由编制转为合同式的，而余远环也正经历了这个过程：“以前像媒体这类的单位员工都是正式的，现在大部分是聘用的合同工，我的经历与这个时代的变迁还是有紧密的联系。如果媒体没有经历市场化的改革，我也当不了记者，更当不了主编。”当旧体制被打破、新体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时，整个中国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都在经历着剧烈的变化，余远环说自己的人生常带着种种不可预知的未来和不确定性。2007年，他在一家日报的职位已经升到了主编的位置，但因爱写评论的他对着“当地政府和大大小小的官员开炮后”就莫名其妙地被叫去待岗，他想不通，一冲动，就辞职了，也失业了。
对于本刊的话题“时代焦虑症”这一说法，余远环认为“这是人在现代城市生活中普遍存在的脆弱，”他说，“这些就是生活成本压力带来的脆弱”。在媒体圈有过十几年工作经历的他不仅是因为看到其他人生活的各种突变，这种经验更来自于自己亲身的经历和感触。
余远环把自己的这种经历归于社会变化与个人性格的双重演变的结果，而他的困顿与焦虑也来自于此。谈及最近一次失业，他说：“也许我人生的轨迹就好像打口CD，从一家单位到另一家单位，总是循环着循环着坏一下，只要不想扔掉这张碟，就得忍着，怎么都逃不过去。”
经历了几次冲动的辞职之后，余远环内心也许平静了许多，但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偶尔还是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一位好友这样安慰他：“这是个人价值观和性格的问题，是否不懂是下不了定论的，也许会受伤，但你的心底是骄傲的、佩服自己的，因为你坚持做让心舒服的事情，坚持自己的原则。”余远环听完只是笑笑，这让他想起一句话——怀才就像怀孕，时间长了才能看出来。
在最穷困潦倒的时候，余远环也会对自己的坚持怀疑起来，因为他要支持中产生活所要支付的一切成本，他曾反思道：日子是越过越差劲，竟然沦落到失业，生活接近伊拉克难民，都是自己有问题。在城市懒散与奢侈的徘徊间，有时让他很迷茫。“只是这么一点迷茫，在每个月的一张张帐单面前，显得特别的渺小，朋友说生活还是要面对现实，我很想面对，可内心一直在逃避。”
2008年，他的生活步入正轨后，余远环仍然喜欢用笔记录着，连同他的生活和思考，他过着中产的生活，但绝对是另类的中产生活方式。
____《大江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