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防盗网的人显然没有意识到，从屋檐滴落的雨水会正好打在防盗网的最上面一根横担上。水花飞溅开来，在玻璃上撒落一层透亮的水珠。假如量尺寸的那天恰好下雨，那人躲躲闪闪地贴着墙根走到窗下，在考虑防盗网向外凸出的宽度时，他就有可能抬头目测黝黑的屋檐。果真如此现在就会是另一番景象了：我推开窗户站在窗前，深呼吸，吐纳风云，用全身的毛孔触摸室外空气清爽的脉搏。
“业已发生的每一例事件，或事迹，都如上所说，是碰巧的。”
这样字斟句酌地说话不够通俗，因此我又对吴以超说，就像我去菜场买菜，卖菜的老太婆随便抓了一把放在称盘上，一秤刚好是一斤，这就叫“碰巧”。“碰巧”实在是件毫无意义的事情，即使千年碰一回也不值得关注。有些人擅长忽悠。一个农村老太婆可能不知道“忽悠”一词，但忽悠的精髓南北相通，古今一理，老少咸宜。老太婆咋呼道：“不得了了，老板，你今年要生儿子。”就抓对了一斤蔬菜，有这么深刻的社会意义吗？再说了，谁知道她有没有短斤少两？
我说这话的时候，吴以超正被一条发财信息忽悠得蠢蠢欲动。一个操广东普通话的人三天两头打电话给他，说可以帮他购买原始股，两年内铁定上市。这个人打电话好像不要钱，从广东打到江苏，一口气能打半个多小时。手机显示的来电号码有些怪异，但他自称是广州某融资公司的业务员，早年间也在二级市场扑腾过，对炒股的酸甜苦辣感同身受。吴以超后来发现，这个人是通过网络拨打的免费电话。事情听上去有些玄，但吴以超还是不愿轻易放过这张馅饼，他对我说：“他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号码的？全国这么多手机，他怎么偏偏选中我的呢？”
这句貌似思想的反问，话里话外都弥漫着一股酸臭的优越感，一种“我非泛泛之辈”的自负。你老草也有手机，你的手机怎么就不响的呢？他也就是碰上我了，换个别的人听到这话，心里能不跟他暗暗结下梁子？
他自杀的那天晚上八点多钟，也就是临死前三个小时左右，他打电话给我，约我下楼喝酒。我家隔壁是个大酒店，我到楼下时他正笑眯眯地看着两个抢酒店泔水的人打架。
“神经啊？这会儿喝什么酒？晚饭不是晚饭，夜宵不是夜宵。”
“高兴。”他领着我去街对面的烧烤摊子，快走到时回头问我：“你老婆骂你了？”
“我老婆说，死到外面，别回来了。”
“哈哈哈，我老婆也这么说的。我跟她说，十一点我要是还没到家，你就到楼下的小公园里给我收尸。”
我们随便找了个座位坐了下来。旁边五、六米远就是烧烤摊子，专心致志的小老板用毛刷从身旁一只小罐子里蘸出一点不明液体刷在烤着的羊肉串上，“滋”的一声，一股夹带着孜然香味的白烟在火炉上腾空而起。
“老板，烤两条鱼，一盘毛豆，一箱啤酒。这地方鱼烤得不错。”
吴以超那天穿了一件暗红色的长袖T恤，从前没见他穿过。
“刚买的？”
“华伦天奴。两百四，还可以吧？我就喜欢它领口这一把，不乱翘，很熨贴。”吴以超抬起双臂拎着衣服的两个肩膀轻轻抖了抖，目光从左臂扫到右臂，又从右臂扫回来停在胸口——胸前粘着几丝白絮。他低下头，细心地将白絮从衣服上拈去。
我现在一提到吴以超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二十年前我们曾经买过一块墨绿色的灯芯绒，一人做了一件风衣。这在当时是很时髦的。最初的打算是，我做一件长风衣，他做一件短风衣，布就是按这样的尺寸买的。不想一踏进裁缝店他就突然变了主意，也想做长风衣。他对裁缝说，套着裁省布，料子应该够了。裁缝来回比划，不停地啧嘴摇头：“拮凑，拮凑。”
这件风衣做好后我没穿过几次，因为前襟的下摆有一块同种颜色的别的布料，虽然补在风衣的里面，但风一吹衣角就翻过来，像一枚大图章盖在那儿。别人看得出来看不出来我不知道，我就知道自己一穿上这件风衣就特别心虚。穿衣不就是为了增加自信的吗？
人死为大，我把这陈年老帐翻出来不为别的，只是想说明，吴以超从我认识他的那个时候起，给我的印象就是个比较讲究的人。至于说为什么我的衣服上有补丁，而他的衣服上没有，这完全是碰巧的。
九点左右吴以超接了个电话，他从裤子口袋里往外掏手机时顺带出一截一米来长的黄色尼龙绳。我对九点左右这个时间比较确定，因为对面的大酒店通常都在这个时候关闭门口的大灯。
“带个烂绳子干吗？”
“捡的。估计是刚才抢泔水的那两个家伙的。”
“捆泔水桶的。臭不臭？”
“一点味道都没有，很干净的。”吴以超一仰脖子将杯中的大半杯酒喝下去，而后从纸桶里抽出几张卫生纸把绳子来回搽了几遍：“多漂亮的绳子啊！将来有一天我就用它上吊。”他一边说一边将绳子绕在脖子上，两只手将绳子拉紧，吐出舌头，喉咙里发出嗷的一声。
“你不打算跳楼了？”我们的死亡预案规定，想死的时候必须到公司大楼的楼顶跳楼。“我听说上吊的死相很难看。”
“是吗？我没见过上吊的。你说吊死的人眼睛是睁着的，还是闭着的？”他把绳子从脖子上拿下来。
“不知道。要不你试一试？我看看你眼睛是睁着的，还是闭着的。”
他咧嘴嘿嘿一笑：“我估计上吊肯定不舒服，大概是所有死法中最痛苦的。你想这玩意儿勒在脖子上喘不上气，万一不能一下子死掉，肯定要挣扎，结果死不掉，那不丢人现眼吗？我看电影电视里上吊的镜头，一个字：假。凳子一蹬人就死了——他就不能用手抓绳子吗？”
“不对。我听说人的下巴，或者喉节这地方有一个穴位，要是碰巧勒在这个地方，人一下子就软了，动弹不得，想挣扎也没劲。”
“是吗？那碰得不巧不还是死不了吗？看样子上吊还是门技术，我手艺不行，就不试了。我还是像韩云那样，跳楼。喝酒。”
韩云是我的另一个同事，四年前他选择了跳楼，这种死法原则上是正确的，但他跳得不是地方。他从一个毫无关联的电信大楼的楼顶上跳了下去。飘过三楼时，对着窗户发呆的职员误以为是一只大鸟，后来就听到一声闷响。落地后激起周围的尘土和塑料袋，仅隔几步路远的一个中年妇女停下脚步，厌恶地屏住呼吸，并用手在鼻子前面扇了扇，当她看清韩云依然飞翔的姿势后，愣了数秒钟，而后昏厥。一个优雅的死亡方式只因为地点不当而变得毫无诗意。
事实上我们三人曾经在一起讨论过关于死亡地点的问题。那时候我们经常一起下班，每次经过公司大楼时，大楼恢宏的气势总能让我们不由自主产生出强烈的归属感。
有一次在路上他告诉我们，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一只雄鹰，蹲在公司大楼楼顶的圈墙上。他的目光里洋溢着神圣的虔诚。
我跟吴以超很长时间没想明白，韩云既然都这么想了，为什么还不从公司大楼的楼顶往下跳呢？我们看出，当一个人决定死亡时大脑容易短路，容易做出一些匪夷所思、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这就使得自己在入殓时非常被动。那段时间我们单位正在频繁进行反事故演习，于是十分自然地，我们制订了死亡预案。我们认为，只有制订出一份死亡预案，并进行死亡预演，即将到来死亡才能按照预想的步骤有条不紊地展开。
我们那天晚上要的一箱啤酒没喝完，只下去八瓶。我晚饭后喝过两杯茶，开第二瓶酒的时候小腹就开始发涨了，烧烤摊子周围没有厕所，虽然可以找个僻静阴暗的角落方便，但总归不雅。吴以超可能也被同样的问题困扰着，于是一致同意立即散伙回家。
第二天早上上班，有人告诉我，吴以超昨天晚上吊死在小区的一棵小树上。在确认吴以超的死讯后的第一时间内，我是极度气愤的：你不是有死亡预案吗？说好了到公司大楼的楼顶上跳楼的，你怎么能出尔反尔呢？工作这么多年，你怎么还这样无组织无纪律呢？
最初的几天我努力向死者家属、单位领导、公安干警，还有其他不相干但对死者死亡原因有兴趣的人宣讲，告诉他们吴以超死错了，他是应该跳楼的。我想让他们明白，“碰巧”这两个字用在吴以超的死上，是多么的精确。
没人理我。
吴以超，男，生于一九六六年，卒于二００六年，一九八四年参加工作，政治面目清白，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工人，已婚，有一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