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不太喜欢用启蒙这个词。听上去好像观众都是处在矇昧状态，需要知识分子来教导一样。也同样不喜欢知识分子这个词。就我接触过的人来看，读书多的人未必更值得信任，除了专业知识之外，对很多简单常识的判断未必正确率更高。但是，如果码字者也未必比观众更有见识，那么在互联网和纸媒上发表的各种文章还有什么意义？我这样的微博话痨和专栏作者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

作为一个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者，我认为面向大众写作的真正意义只有一个，就是让读者知道他们并不一定要像现在这样生活在恐惧中，生活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恐惧在过去的几千年也许是常态，但以后未必如此。比如谈恋爱不一定要怀着买不起房的恐惧，生孩子不一定要怀着对假冒奶粉和计生委的恐惧，受伤生病不一定要怀着被医院拒之门外的恐惧。一个码字的人，如果认识不到他的任务无非是在人类社会终于开始找到自由的答案的时候把这个答案反反复复以各种方式公之于众，也就妄谈什么启蒙了。

很多小清新知识分子常常以17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为榜样，把自己的目标描述为提倡理性，提高公众的思考能力，甚至更有甚者，想提高公众的道德自律，法治精神，“尊重私权”等等，各种不自量力让人啼笑皆非。且不说他们自己的思考能力和道德水准是否真的比一般人更高，就算他们真的高人一等，又有什么途径把自己的三观移植到别人头上呢？

就算是到了鲁迅这个级别的作家，真正的启蒙作用有多少呢？他笔下讽刺的阿Q，真的会去读《阿Q正传》这样的小说（或者任何小说）吗？读了会因此而有所改变吗？孔乙己也好，祥林嫂也好，哪怕是先生的好朋友闰土，哪个会去买本《呐喊》回家看？说句不好听的吧，这些文字在审美上的价值再高，对社会的改变恐怕是徒劳无功的。更何况，今天那些自诩的启蒙者，文字上和鲁迅时代的作家相比，连审美上的价值都不值一提，他们又能启得了谁的蒙呢？

我非常同意秦晖的一个观点：欧洲当年所谓的启蒙其实更多是知识界内部的启蒙。他们之所以产生那么大的影响，是因为他们发明的理论更新了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共识，所以说白了是一批先知对其他知识人的启蒙。这种井喷式的学术发现，在今天已经可能性不大，就算出现，也绝不可能出现在社会科学训练落后了数十年的中国。没有这个金刚钻，揽什么瓷器活呢？任何一条从公知嘴里说出来的有价值的理论，都可以通过谷歌搜索来轻易获得，哪个有兴趣学习的人真的需要你的启蒙呢？把自己想象成当代的康德洛克伏尔泰孟德斯鸠，这实在是太多二把刀知识分子的通病。

当然，启蒙派们往往会察觉到并没有多少观众响应，这时候他们不会检查自己的言论有多么空洞无聊，而是去指责民众听不进批评，配不上现代政治文明，甚至断言政治变革以后会是下一个极权等等。本来是他们对个人的影响力的悲观，却被他们描绘成了对社会发展进程的悲观。这种悲观当然是当局愿意利用的。他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让人相信党的领导一片光明了，那最好的结果就是让大家以为其他的选项一样糟糕。于是喉舌保障才会发出诸如《西方民主应该听得进批评》这样的文章，和启蒙派的素质论、民主悲观论真可谓一唱一和。

码字的人如果想make a difference，如果在意自己文字的社会效益，到底能做什么？其实，政治现代化的路径已经没有任何悬念了。全世界上百个民主国家的经验已经足够充裕，不管是案例分析还是大数据，不管用博弈论还是路径依赖，所得出的结论都是一样的，无非是：危机->社会运动和国际压力->权力去中心化->妥协形成多党选举政治->权力进一步去中心化->政治问责、司法独立和公民自由。我真的不知道一个国家的公民要获得基本的自由和安全，还能有什么别的路可走。我也不知道世界上有哪个民族是笨到无法完成上述过程的（只不过是条件成熟与否而已）。路径是明摆着的，不需要也不可能由社会科学根本没有入门的国内学者们去发明新的理论。知识人所需要做的，无非是把这些路径客观地呈现，让读者对政治变革的未来抱有希望。

我所观察到的很多中国人，一生最大的悲剧就是缺少希望。我指的希望并不是那种领袖主导改革的虚假希望——那是守株待兔而已。他们缺少的是对根本性社会变革的想象力。很多人真的相信现有制度可以再延续100年（虽然世界上没有哪个党派执政超过70年）；真的把各种生存焦虑看成生活的常态；真的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要么在“拉美陷阱”里爬不出来，要么在打内战；真的以为所有国家都是“先污染后治理”。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甚至有朋友的朋友来美国旅游之前，先跟人打听要不要准备武器防身。如果你问这些对世界的悲观者有什么梦想，奋斗的目标是什么，他们说不出来。

我心目中的启蒙，应该是针对这些人的，为的是告诉他们现在的生活并不是21世纪的常态、而是变态。我并不是叫他们现在就有所行动，这对于大多数城市房奴（更不要说贫苦农民或富士康里的苦力）当然是要求太高了。但是他们至少可以在心理上做好准备，在条件成熟的一天，给予旧制度致命一击。

有人说，你这个希望才是虚假希望，你怎么知道变革不会失败？关于后冷战时期政治变革的成功率，我已经谈得太多，不再重复。但最关键的问题是，还有什么失败能比令人窒息的现状更失败？我不想把各种可怕场景用排比句再列一遍，但是你只要想一想你每天面临的各种焦虑（我在国内时尚没有出现雾霾，但已经觉得焦虑得难以呼吸），再想想比你更窘迫的人（如果你是城市户口持有者，比你困难的至少有好几亿）生活是什么样，想想六千万留守儿童的绝望，就会明白“失败”二字是多么可笑。

我想起《悲惨世界》的音乐剧，虽然台词非常简练，但光是革命者内部质疑革命的价值的内容，就出现在至少三首歌里。雨果和音乐剧的改编者无疑是对那场失败的革命充满疑虑的。但是为什么他们在价值上最终选择了站在革命的一边？因为哀莫大于心死。哪怕是不顺利的革命，难道不好过一潭死水里的行尸走肉？以前还看到过一篇影评人写的文章（忘了出处），问为什么有人纪念《肖申克的救赎》上映多少周年，但是从来没有人纪念同样有名的《发条橙》？作者自答道：如果一个艺术家的内心像《发条橙》里的场景那么绝望，你还拍个屁的电影？干嘛不找根绳上吊？我非常同意，无论艺术也好，文字也好，归根结底是关于希望的。如果你觉得横竖没有希望，也就不必动笔了。

审判日到底什么时候到来，谁也不知道。各种经济因素、外交因素、环境因素都可能加快或推迟变革的出现。但不管等的时间有多长，人要想不变成僵尸，就必须抱有希望。我从来不指望启蒙的文字能让读者变得更理性，更有知识，或者更有道德。事实上，我从来不认为读书人在这些方面有任何优势，也不认为这些东西需要他们来传递。但是对当代社会科学有所了解的人，至少可以把精力用来传递希望。你也可以说正能量吧，但务必是变革意义上，而不是保守意义上的正能量。务必让每个中国人在看着窗外的雾霾和网页上的“404错误”萎靡不振的时候，不要忘记自由世界的天空正不断扩大，总有一天会拨云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