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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中国的分配制度改革为什么这么难产?

已有 18 次阅读2017-12-5 23:49 |个人分类:经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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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中国的富豪代表、委员和专家成功地影响和掌控着国家政策的制定



作者:孤独的特战勇士 来源:网易博客

我大约自10年前始,发现中国存在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当今官方媒体使用率最高的“改革”一词——这个所谓赋予了国家社会发展灵丹妙药非凡意义的“改革”,一分类,是大不相同的。但凡涉及普通大众利益的,诸如企业股份制改革、房地产改革、医疗卫生改、教育改革、社会保障改革、公路交通改革,都能快速、迅速甚至神速地出台政策并全国推进;但凡涉及推进民主法制、削弱官员特权、削减贫富差距的改革,诸如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设立和完善、官员财产申报公开改革、公车改革、收入分配和税收调节改革,总是千呼万唤、一拖再拖,在高官或新闻发言人的嘴里总是“条件不成熟、时机不成熟”,需要忧虑再忧虑、研究再研究、斟酌在斟酌、谨慎再谨慎。

  前者,不论千难万难,不论对传统的颠覆性有多大、转弯角度有多急、涉及的人群有多复杂、人数有多庞大,都能雷厉风行地推进,说收费就收费、说有偿就有偿、说下岗就下岗;后者,不论老百姓如何赞成和盼望,只要涉及高官、只要涉及富豪,雷声半天也没雨。

  我思忖,原因何在?关键是政策制定权、谏言献策权、修订建议权、宣传话语权在谁的手里。拿“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这个常年来全民最关心、最纠结的话题说吧,这涉及薪酬定价、收入分配、税收调节、财产申报和公开等等具体的机制规定。政策制定权一是在立法机构,二是在行政机关。

  先看全国最高的权利机关,也是立法机构——全国人大,同时,它还是政策修订建议和出谋献策提案的诞生地。来看看它的泛众代表构成:以2012年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2987名为例,扣除港澳台代表61人后,各省份及军人代表共计2926人,其中政府官员和央企国企高管为2496人,占85%,民营企业老总235人,占比8%,真正的群众代表,即国企普通员工143人、民企员工16人、农民13人以及律师等身份的12人,共计184人,占比6%。2013年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2987人中工人、农民代表为401名,占代表总数13.%,总算提高了几个百分点。至于更高级别的人大常委会的核心人员构成,你懂的。

  有趣的是,2012年全国“两会”期间,多家媒体都援引了一则全球最大的财经资讯公司彭博新闻社的报道数据,该社记者根据胡润富豪榜报告数据进行调查和计算,得出如下结论——“中国70位最富裕的全国人大代表2011年净资产898亿美元,超过了美国国会、最高法院及白宫所有660名高级官员的75亿美元的净资产总和”,非常引人注目。

  我不知道有关部门做过人大代表们提案的内容类别统计否,不知那一大群雍容华贵、风度翩翩的富豪代表中,可曾有忧虑关注中国基尼系数、主张共同富裕的?可曾有提出过要严格管理富人纳税申报的?表达过应该开征遗产税房产税调节社会群体资产悬殊差距的?倡导过要大力发展公益捐赠的?一句话,可曾有过真正殚精竭虑思考当今亿万民众第一心愿——建立公平公正的收入分配机制的?!

  再看行政机关:非富豪榜商人的官员类人大代表中,绝大部分是厅局级和省部级官员,母庸讳言,众所周知中国的高官有两大法宝,管辖权力和灰色收入。高级官员本身不仅是立法机关的人大代表,同时也是国务院及其部委行政机关的权力行使者。现实中国社会中,权力与财富结缘太正常不过了,几乎所有政府高官与富豪商人都有紧密交往的的人脉关系。何况,很多高级政府官员在职业生涯的最后10年中,都得到改变身份前往央企、国企出任高管或监事会成员合法取得高额年薪的机会。

  我们常见媒体报道国务院主要领导召开常务会议、以及中央部委(如发改委、国资委、央行、税务总局以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研究重要政策和问题、做重大决策时,以会议和书面建议的形式听取和征求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的意见,细看会议桌上实际都是身价千万或者财富过亿的权贵富豪满座,尤其善于粉饰太平、揣摩旨意,在位言位,在权谋权。那会议桌上几时有过真正底层的真实民意代表?有几个说真话、谈真知、提忠言的民众代表?

  好了,上述立法和行政机构中,这样的特殊身份和富裕的代表构成,会有几人去真正关心中国社会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会有几人为底层民众着想、替广大低收入群体着急去改变现行的分配制度和机制?恐怕更为本人、本阶层考虑,担心本人的家庭、家族财富被公开、被曝光,担忧本阶层的特权被削弱。大批高官和所有富豪最担心的是地价不涨、房价下跌、财产交税。

  所以,一点也不奇怪——“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概念提出了N年,口号喊了N年,无论总体方案设计、政策制度制定还是实际执行操作,都是遥遥无期、未知未来。

  不奇怪——全世界有106个国家和地区开征遗产税(或变相遗产税)、房产税制度已经实行多年(其中:85个国家和地区实行同时开征遗产税和房产税,21个国家单一开征房产税),偏偏就唯独号称文明大国的中国坚决坚定地不入主流,哪怕贫富悬殊、基尼系数畸形至极,至今也不出台真正的房产税政策,至于什么遗产税更是遥遥无期。幸福啊,家财万贯和手握多房的中国高官和富豪们。

  不奇怪——中国党政领导干部多年填报的个人家庭情况和财产登记申报表,总是年年内部封存,无一公示公开。

  不奇怪——多年前,代表开发商利益的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商会的“将房地产业列入国家发展支柱行业”的心愿和建议,会非常顺利地进入住建部的工作计划和建议,进而进入国家发展计划。

  不奇怪——发改委、住建部、全国各地方政府与全国的开发商同呼吸、共命运,想开发商所想、急开发商所急,帮开发商所难,解开发商所困。一些匆忙出台的奇葩政策,举世鲜有,诸如未竣工住宅商品房可以预售(图纸)、开发商可以缓交和少交地价款和土地出让金、购房免契税、购房可领财政补贴、购房落实户口、购房人子女中考可加分等等政策规定的出台和诞生。甚至国家税务局也可以对各地开发商拖欠巨额的土地增值税网开一面。

  不奇怪——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日益加大和悬殊,逐渐固化形成家庭、家族的“代差”。

  《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作者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最近2月8日面对日本记者专访谈到“今后拥有土地、股票等可以作为遗产传世的有产者阶层与无产者阶层之间的差距还将扩大,加强资产税的征收是纠正不平等的有效手段。但富人为避税可能将资产转移海外。可是咱中国的富人,不担心避税,因为根本就没“税”。然而每年还是有大批中国的高官和富豪们向海外转移和在外购置资产,大概不是出于避税,而是因为财产来源的性质而心虚“避法”吧。

  顺便说一句,当今中国经济形势严峻,下行压力很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单靠投资拉动的强心针增长旧模式难以持续,房地产泡沫大,实体经济凋敝,中国空有全球最大的人口数量和市场,却难有消费提振。缘由就是收入分配畸形不合理。20%的富人掌控全国人口近一半的财产收入,主要消费和购买商品却基本都在境外。亿万民众仍然贫困无力消费。这种情形,正常智商的国家经济政策的设计和制定者,完全知道应该从何入手,进行改革和调整。但是出台的经济政策都是隔靴搔痒,真正有力有效的政策踪影皆无,原因就是本文标题——“中国的富豪代表、委员和专家成功地影响和掌控着国家政策的制定”。

  经过近三十年的政治运作、权力运作、资本运作,中国的富豪权贵已经成功地全面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并牢牢掌控着经济政策的制定。如果将这个阶层命名为“上阶层”,则其之外的均可称为“下阶层”。现阶段,国家政策运作的特色潜规则是:一、对全民普惠普适的政策可以顺利出台,只要国家财力和资源许可;二、惠及下阶层而不影响上阶层利益的政策可以顺利出台,皆冠以民生称号;三、凡是会影响或触碰上阶层利益的政策,皆难以出台,或者尽量延缓出台。上阶层的利益成为中国政策的底线。反腐的打虎拍蝇,只是针对个体的纪检行为,绝非触碰阶层利益的宏观政策举措。要实现所谓公平正义社会的口号,道路泥泞而艰难。

  中国亿万民众的生活改善和幸福,取决于数万位高权重、人脉神通的上阶层成员的良心发现和恻隐之心。如果,这个阶层的良心,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客和商人都不如,无疑是中国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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