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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江涌:中国高官大部分被美国控制了

已有 13 次阅读2017-12-4 20:10 |个人分类:国际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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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江涌,经济学博士、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经济安全与世界经济理论研究,参加过多项国家重大课题研究,迄今境内外报刊上发表论文近百篇,经济学随笔一百五十余篇,著作五部。

  原文:

  在经济实力衰落、“军事主义”功效不断打折扣的情形下,美国霸权将愈发依赖“智能帝国主义”这一“软实力”与“巧实力”。

  长期以来,美国为维护其强权而交织使用两类手段,即“军事主义”以及布热津斯基所倡导的“智能帝国主义”(Intelligent imperialism)。 所谓“智能帝国主义”,是指利用不那么直接与明显的暴力方式, 来维护与实现美国的利益。其方式主要有:贿赂当地领导人,利用当地领导人的腐败进行讹诈,媒体妖魔化宣传,策划分裂和破坏活动,实行贸易封锁和制裁,国家政变。为节约战争成本,布热津斯基的策略更多使用讹诈和秘密行动这两种手段。如今,在经济实力衰落、“军事主义”功效不断打折扣的情形下,美国霸权将愈发依赖“智能帝国主义”这一“软实力”与“巧实力”。近年来,美国不断强化“智能”建设,在全世界编织了一张纵横交错、立体交叉的信息网,掌握着各国官员的腐败信息(尤其是境外账户)。

  “智能帝国主义”的运用与强化

  苏联解体后,美国金融机构积极参与或直接协助一些俄罗斯腐败官员洗钱。美国在掌握俄政府高官大量腐败把柄后,逼迫俄政府做出多种战略性让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原苏东地区策动一系列的“颜色革命”,而成功的主要原因,就是利用相关国家政要的腐败做文章。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一些国家的“关键人物”从私有化中大发横财,而其海外账户无不攥在美国人的手中。美国人借机行事,一面煽动“街头政治”,一面向政要们施压,由此成功完成“颜色革命”。

  对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政要,美国普遍采取收买与控制的手法。在美国的收买下,一些拉美国家的政要只能对美国的“经济自由化”建议言听计从,放弃政府对国际金融资本流动的监管,任凭外资并购国有企业,控制银行、石油等重要行业。而这些腐败政要把贪腐得来的巨额资产转移到国外,很多都是花旗等美资银行协助完成的,美国对于这些账户一清二楚。最终,这些政要无一不成为美国手中的玩偶。

  早在1977年,美国国会就以遏制跨国公司海外行贿为名出台了《海外反腐败法》(FCPA)。而后,便通过对FCPA有选择地使用,逐渐使其成为强权的新大棒,即:凡是与美国相关的经济主体一旦被怀疑有腐败行为,便可援此法律制裁,而裁量权掌握在美国手里。美国经常以“向腐败开战,要求良政”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 9.11事件之后,美国对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施以高压,打破了国际金融界准则,做出了一个“严重违反行规的举动”,即美国通过SWIFT监控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8000家金融机构的交易情况,这一秘密项目由美国财政部主管并由中央情报局操作。这是2006年6月由美国《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几乎同时曝光的“惊天秘密”。鉴于多数国家的绝大多数银行都加入了SWIFT系统,因此,全球任何一个个人、组织或公司的银行交易情况,都有可能被美国情报机构“偷窥”。此外,冷战时期建立的代号为“梯队”的全球监视系统,如今被美国国家安全局用来搜寻关于武器扩散、洗钱和公司行贿等方面的情报。

  长期以来,瑞士有着当今世界最严格的银行保密制度,存放着世界1/4的个人财富。多年来,包括德法等多国一直努力试图得到瑞士银行相关账户资料,都没有成功。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以打击避税为名,通过提起司法调查等强硬手段,强行撬开了当今世界“最安全的保险柜”。2009年8月,瑞士银行巨头瑞银集团同意向美国政府提交4000多个账户细节。2010年6月,瑞士议会通过了与银行保密制度“说再见”的协议。如此,那些多年隐藏在瑞士银行的账户,对美国而言就不再是秘密。而瑞士以外的其他“避税天堂”,早就被美国逐一拿下,对美国已无密可保。

  美国大公司与政府关系密切由来已久,大公司通常都会在华盛顿设立政府关系部,专门从事与联邦政府以及立法机构的联络和沟通。冷战结束后,美国很快将“维护美国经济安全”作为政府情报工作的新重点。1993年,美国成立了“国家经济委员会”,把情报支持扩大到商业组织。Google在互联网搜索中的霸主地位以及其强大技术服务能力,一直是美国情报机构所倚重的。原先Google与政府的合作比较隐蔽,在中国市场遇挫后,Google干脆公开与政府联手,为美国情报机构提供情报以及网络安全保障。

  官员腐败,西方借此敲打中国

  腐败于人是恶,于国是祸。近代以来,中国官员腐败不仅使其丧尽民心,而且成为列强不断对华进行敲打与讹诈的把柄。  晚清吏治恶性腐败,政以贿成,官以价论,刑以钱免。末代皇帝溥仪《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就记载,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的奕劻,仅在英商汇丰银行就存储120万两贪腐得来的钱财。英国等西方列强针对奕劻的贪腐进行引诱与要挟,不断进行讹诈,这位庆亲王“以办卖国外交和卖官鬻爵而出名”。

  南京政府统治时期显然继承了晚清贪腐遗风,“无官不贪,有吏皆污”。费正清认为,中国国民党的腐败和无能使它彻底丧失人心,可谓“抢尽了资财,失尽了人心”。在孔祥熙担任中央银行总裁及财政部长任内,公开揭露孔祥熙的贪污美金公债案,累计1150余万美元。宋孔两大家族敛取的钱财,基本都存放在美国。掌握国民党政府经济运营大权的宋氏家族,更是借机大发国难财。1983年美国公开了联邦调查局1943年关于中国使用美国贷款的调查报告,其中这样写道:“宋氏家族对中国经济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他们对金钱的欲望更超过对政治的欲望,美国5亿美元贷款中相当一部分已经装入了宋氏家族的腰包。”对国民党政要腐败了如指掌,也是美国能操控国民政府的重要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老百姓真正体验到了“官吏清则海宇平”的古训。随着改革开放,跨国公司把新的科技、管理带进中国的同时,也把很多更新的、更隐蔽的贿赂手段带到了中国。更为复杂的是,跨国公司商业行贿在前,美国情报人员则紧随其后,有时甚至不分彼此,对中国官员实施“钓鱼”腐败。在贪腐官员自认为“神不知、鬼不觉”欣欣然接受跨国贿赂、在海外开设秘密账户的同时,这些官员的资料都进入了美国情报机构的数据库,成为未来、有的甚至就是当下敲打、讹诈中国的把柄。

  完美的“洋贿赂”,肆虐的“爱资病”

  外资搞“洋腐败”手段之多,下手之狠,对象之准,令人叹为观止。“驻京办”成为中国地方政府“跑部钱进”的据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润滑剂”,在国内强大舆论压力下,中央勒令清理“驻京办”。但是,跨国公司本身(或在华商会)的“跑部钱进”与“润滑活动”则有增无减,在广州、杭州等地开设联谊机构,往往是融会议、休闲、娱乐与购物于一体,免费向相关部门(官员和家属)提供服务与“纪念品”。这只是用来加强联络,此后的出访出游、子女海外读书就业、境外账户等“洋贿赂”蜂拥而至,如此将一些部门整建制、成系列(如“郭京毅窝案”)拖下水,让其制定对跨国公司有利的政策甚至法律。

  跨国公司轮番进入中国商业贿赂名单,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据南开大学调查,被调查的一半以上的跨国公司表示,为开拓市场,曾有过商业贿赂行为。国内民间经济分析机构安邦集团公布的研究报告显示:跨国企业在华行贿事件一直呈上升趋势,中国在10年内至少调查了50万件腐败事件,其中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

  外企在中国行贿案件近几年来一直在上升,而且这些“洋腐败”案件相比“土腐败”案件来说,查处难度更大。例如,通过多次关联交易行贿,其复杂程度,即使专业律师或执法机构也会望而却步。破获、揭露“洋腐败”在技术上本身就是一个高难度行为。洋贿赂在华大行其道,中方近乎束手无策。更令人不解的是,美国依据《海外反腐败法》,“揭露”一个又一个跨国企业在华贿赂案件,个个铁证如山,而中方竟然保持沉默;或由涉案当事方辩解“根本没有此事”——哪有做贼的自己承认是贼!如此滑稽戏竟然一演再演。一边是积极布局,有序进攻,而另一边则是闭目塞听,保持沉默。无怪乎业内人士称跨国公司的商业贿赂为“完美贿赂”。

  多年来,跨国公司在华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要进一步开放就有进一步开放。民间流传的解释是,中国官员得了“爱资病”。然而,中国官员为何偏偏青睐外资而忽略中资呢?

  一是实际需要。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民用技术与管理落后,资金紧缺,外资带来先进的技术、管理,充裕的资金,时髦的理念,使中国“焕然一新”,经济(集中表现为GDP)蒸蒸日上,市场不断繁荣。如此,以一定而适度的“超国民待遇”来吸引“先进的生产力”,可以理解。但是,伴随着中国科技、管理以及居民储蓄水平的提高,外资在中国布局越来越广且越来越深,对中国社会经济的负面作用越来越大——控制中国越来越多的行业、垄断核心技术与瓜分主要利润、挤压民族资本的发展空间、大肆进行商业贿赂与偷税漏税、侵犯中国的知识产权、遏制中国的自主创新、影响中国的决策立法等不一而足,中国利用外资的战略正越来越被外资所利用。二是情感驱使。鸦片战争后一百多年时间里,西方将中国相当一部分“社会精英”给彻底征服了。一些官员对外资、特别是美资媚骨到无以复加地步。例如,2005年Google进入中国,没有营业执照,没有纳税证明,没有银行账户,就开始在中国收钱,逃了四五年的税。此外,有关该公司的“色情门”、“地图门”、“版权门”、“辱华门”等臭不可闻,对抗中国政府、无视中国法律、蔑视中国大众等劣迹斑斑。但是,对于这样一个与美国情报机构有着紧密合作的美国公司,中国相关部门却以无比大度与无限热情,想方设法,不惜牺牲法律与政策的威严,帮助它成功。然而,傲慢与骄奢的Google,最终业绩还是不好,退出中国内地时反而倒打一耙,狠狠咬了中国一口。这恰如胡士泰等人给中国钢铁行业造成巨大损失一样,都是与中国一些官员对外资娇惯与放纵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是利害关联,这也是最关键的。一位外企业内人士称,初进中国市场时,一般付出的“娱乐费用”约为该项合同涉及金额的5%~7%左右。可是,这个支出比例很快便失灵了。“娱乐费用”改成了“市场费用”,其比例迅速攀升到10%左右,从目前趋势来看还要上升。常人不难想见,引进外资是一个多么收益丰厚的“宏伟事业”。

  我们原以为,引进外资是政府部门发展中国经济、促进中国生产力进步的高尚行为。然而,一系列的“洋贿赂”,一个接一个的“官员腐败”,越来越印证一个简单的逻辑——很多官员引进外资的持续巨大热情有着强烈的利己(个人、集团或部门)动机,可谓“无利不起早”。与外商打交道,油水多之又多,风险少之又少。中国市场、也是国际市场一个重要的潜规则——“10%法则”,即项目回扣占总业务额的10%;交易额特别巨大,比如购买美国“两房”债券,也有3%的回扣;等等,这都是国际市场“公开的秘密”。世界银行的报告认为,每年发展中国家进口贸易总金额的5%流向了当地的腐败官员。这只是一部分“固定收益”,此外还有巨大的“额外收益”,就是“洋贿赂”、“完美贿赂”。

  于是,以下现象的出现就不足为怪了:有人高唱“在华外资企业就是中资企业”;以不到市场价1/10的价格就把银行卖给外国人;一大批国有企业为跨国公司“定向破产”;不惜代价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把评级业交给穆迪”;让美国会计师事务所来“补充审计”;剥离所有坏账后,让20%股份获得100%的经营权;西方经济危机时第一要求就是政府采购必须购买国货,2008年中国政府投入四万亿元巨资刺激经济,但很多部门在采购设备时,却优先照顾外企而歧视国货;等等,一系列在国际关系史、世界经济史上闻所未闻的“开放事件”在中国持续上演。

作者:江涌 2015-02-22 来源:民族复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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